我剛開始看鳥的時候,聽到大家都講「灰面鷲」;國慶日跟清明前後,看到報紙上寫的都是灰面鷲,哪有什麼「灰面鵟鷹」。差不多2000年前後,報紙開始夾雜灰面鵟鷹的名稱,到了大概2005、2006之後,灰面鵟鷹在媒體上使用的頻率差不多就多於灰面鷲了。
也是在我剛開始看鳥的時候,學到的就是棕扇尾鶯跟黃頭扇尾鶯。那時跟蕭木吉老師等人看鳥,聽到這些資深鳥友講「錦鴝」,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
去年還前年,在PTT上有位鳥友(也是鳥類研究者),略帶氣憤的說道,改鳥名簡直是抹滅他人的歷史記憶(詳細字句我忘了,但意思記得類似於此)。當時我看了只想到這麼個問題:如果真的如他所言,那麼,我們是否該追問,是「誰的」記憶?以及,是「哪一段」的歷史?
既然我有這樣問題意識,那便不可能給予同樣的經驗式斷言。於是利用每天下班後的時間,獨自在研究室裡,翻書整理中文鳥名的變遷。這無薪加班倒挺有趣,我大概就掌握了台灣當代的鳥名流變。
我認為從這些不同年代文獻所呈現的名稱演變來看待鳥名變更的問題,要強於個人經驗式的獨斷宣稱。當然情感的因子是不可能完全抹除的,只是純粹立基於情感的言論,怕是不容易達到「公共溝通」所希望得到的共識,更不可能由共識引起什麼一致的行動——如果我們認同合理的鳥名使用有助於降低溝通成本(同時參酌時間與人數等因子),進而促進研究、教育、保育等事業的行動之上的話。
這過程其實有時會讓人感到人格分裂的。情感上、語用上,我是管這隻叫金翼白眉、管那隻叫竹鳥,但放到一個(我認同的)系統化、合理化的架構之下,我就會寫出玉山噪鶥、台灣棕噪鶥這樣的詞彙出來。
台灣當代中文鳥名的流變,就我整理文獻後的觀察,是由兩股力量所型塑。其一,是分類學的進展;其二,是文獻流傳的普及程度。鳥類誌回應了分類學的進展,但難以流傳普及。而流傳普及的台灣野鳥圖鑑,著書出版時有許多種類也回應了分類,而捨棄傳統的、當時鳥人朗朗上口的名稱,比如大慈悲心鳥、鬼郭公等。但如果剛開始賞鳥就是參看台灣野鳥圖鑑的鳥友(包括我),不免就會以為,「本來」就是叫「鷹鵑」、「本來」就是叫「噪鵑」,而這些你我心中的「本來」,如林文宏所言,就是一種「制約」。
如果要談鳥名中地方歷史文化的意義承載,還是迴避不了這個問題:什麼地方的哪段歷史?(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根本不敢回答,因為一旦作答,下一個問題會立刻在背後響起:由誰決定特定時間與空間在此論述中的獨斷地位?)周鎮的台灣鄉土鳥誌一書已經整理了許多資料,值得參考。下一版的鳥類名錄或鳥類誌用「華雞」好不好?改「厝角鳥」如何?「鶺鴒」這兩個字一般大眾並不熟悉,但「牛屎鳥」三個字每個小學生都會。
胡亂寫了一通,總之,我想說的是,有討論總是比較好。但立論的時候,如果只以個人或某一小眾群體的特定生命經驗給定全稱命題,然後拿來討論,那肯定會變成「你講東,他講外太空」,這樣的討論,徒然浪費時間。還有,既然最通行的詞彙是約定俗成,多數人就會被這樣的詞彙給制約,跳脫開來看,豈非「本來無一物」?既是如此,擔心自己熟悉的鳥名會被某種惡勢力給消解,那也是多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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