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與護生

很多人對放生團體其人其事很賭爛。其實我也是。我也曾經想不透，怎麼就是有人講不聽呢？我曾以為他們需要更多的責難、制裁、再教育...等等等，才能「改邪歸正」。

2010年冬天，我從北京猛禽中心出版的一份文宣上看到四個字：「科學放生」。當時就像電到一樣，腦中不停思索，冒出一堆想法。隔了幾天，遇到劉小如老師，便把一些自己的新想法說給她聽，她說剛好週末有場座談會，要我有空一起過去。那場座談會是台大法律系主辦，該系接了農委會的委託研究案，內容是關於放生的法規問題。我在座談會上也跟在場官員、學者及其他民間團體與會代表概述了幾點心得。

接著，2011年，回特生中心工作，又跟野生動物急救站的詹醫師以及幾位同仁聊到這些事情。那時我說了一堆，其中一點是：應該設法讓宗教團體的龐大資源進到野生動物保育及救傷體系來，讓生態護生、科學放生的觀念與作法成為替代選項，逐漸取代傳統的宗教放生活動。不過，我也只能說說而已，沒有什麼實際作為。

佛法是講因緣的。

沒多久，因緣際會下，詹醫師陸續跟台中蓮社以及佛教福智文化基金會(里仁跟慈心有機都是他們弄出來的)搭上線，於是急救站跟佛教相關團體開始了全新的合作模式。由於這種合作模式在台灣應該沒有出現過，它讓部分宗教團體、保育人士、學者有了另一種對話與行動的可能，因此這兩年來逐漸引起多方重視。林務局去年召開了一次「積極護生方案國際研討會」，並非偶然。

特生急救站是如何跟宗教團體合作，有興趣者可以看看急救站部落格或臉書粉絲團的相關報導，或請教急救站的詹醫師。以下分享我曾參與的兩次護生活動。

一個是在去年初，當時在七股放了一隻魚鷹及一隻黑面琵鷺，不少媒體前來採訪報導，例如：http://tinyurl.com/bkcjcdk

另一個是在今年一月，我跟特生急救站以及福智基金會的幾位師兄師姐到南投九九峰野放一隻東方蜂鷹。我們到適當的放飛地點後，師兄師姐們先進行放生儀軌，誦念心經、往生咒之後，再將蜂鷹放飛。之後我們說明這隻動物的救傷經過以及簡單的生態知識，讓參與的師兄師姐們不只是來放生，也能得到野生動物保育及救傷的概念。

類似的活動過去一兩年來已經在北中南許多地方進行多次，原本例行的「救傷動物野放」也能賦予更多生態環境教育的價值給大眾，尤其是宗教團體。二月的時候也有媒體報導，清大曾晴賢教授協助宗教團體放流毛蟹。曾教授受訪時指出，有此機會正是去年參加研討會時，某團體主動提出希望合作護生。

小故事講完了。再來我要說，批評、指責，甚至妖魔化「放生」，其實很容易，上網幹譙幹譙也就算盡到了身為生態人的責任。但這樣的舉動再多，除了能嚇唬一些「意志不堅」的信眾外，整體而言積極性的進展實在少之又少。

我們某種程度上可以把生態主義(或任何其他反對宗教放生、捍衛生命的意識型態)跟宗教放生看成兩種範式(或稱典範，paradigm)。對放生行為及其意義的詮釋，兩種範式之間明顯不可共量。白話文就是，「你講東，他講外太空」。所以，無論生態人是言詞批判，或搬出理論來鉅細靡遺地駁斥宗教放生，註定徒勞。面對這樣的困境，著實讓許多生態人困惑、沮喪，乃至後續更加強烈地批判放生活動，終至雙方形同水火，你說他是邪教，他說你是魔道。

買動物來放生是手段，消災解厄積陰德求福報等等等是目的。對此目的的價值判斷，應當屬於個人內觀的宗教自由，不應該成為這個議題的攻防主戰場。至於手段，一旦外顯出社會性，就成了公共議題，這才是該討論的範疇。對於這樣的手段，反對者往往只是要求禁絕。反對者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要求，但卻沒想到，對放生信眾來說，「目的」還是在那裡。把現存既有的手段給禁絕了，那該如何達到目的？大概反對的一方想都沒想過，即便想到了或許也只是一句「不要迷信」就打發了事。

所以，「對放生污名化並要求立法禁絕」，我不認為這樣的反應能根本解決問題。反對放生者必須重新詮釋、轉化「放生」之內涵並善用之，拿回話語權，或許才有可能突破那「不可共量性」，進一步促成「範式轉移」。此外，生態人若能提供替代方案，以取代原有的手段，雙方或可建立新的論述(或修改既有論述)，讓施行原手段的信眾對替代方案建立信心。一旦相信替代方案同樣可以達到目的，甚至有更好的結果，反對者欲除之而後快的放生行為也就被消解或轉型了。

急救站與曾晴賢教授跟佛教團體的合作案例正是這樣的嘗試。當然，事非經過不知難，誤解、歧見、質疑、對話、妥協等在過程中都難以避免，但哪一件值得完成、富有意義的事情是唾手可得的呢？